随着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创新药的发展驶入快车道。与此同时，产品处于研发阶段的创新药企纷纷启动上市融资。在疫情的催化剂下，具有创新属性的生物医药企业成了资本市场的“香饽饽”。
然而，创新药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当下，创新研发扎推、资本纷纷涌入引发市场对创新药估值泡沫化担忧、中国医药创新如何从跟随式创新到引领式创新路径仍存不确定性；即使拥有成功研发上市的产品，一些创新药企仍面临商业化难题。此外，一些在科创板上市的多家药企已经出现了股价跌破发行价的现象。而在赴港融资的上市创新药企中，股价破发的相关案例也不在少数。
在此背景下，就中国创新药的发展现状与未来、机遇与挑战、投资与估值等问题，《证券日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其曾长期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从事卫生与药物政策、法律研究并负责卫生医药领域的法律、法规起草和审查工作。近年来，宋瑞霖一直致力于完善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医保报销制度改革和医药创新政策。
《证券日报》：我国创新药发展的真正动力源是什么？
宋瑞霖：年我国确立了创新驱动国家战略，年国家推出“重大新药创制”新药科技重大专项，在“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我国中央财政投入亿元人民币来支持医药创新，政策和资金的持续投入形成了全社会支持医药创新的氛围。
从年开始，国家启动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监管制度逐步与国际接轨。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明确了中国药品审评审批机制，进一步优化改革药品审评审批流程，提高审评审批效率，对创新者而言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与此同时，我国成立了国家医保局，对创新药医保谈判进行了常态化、动态化改革，这些都构成了支撑因素。此外，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人才培养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国际化人才大批涌现，海归科学家构成了中国医药创新的主体。这些都是我国创新药发展的支撑因素，然而真正的动力源是在于国家政策的改变。
《证券日报》：您认为中国创新药目前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宋瑞霖：从年到年，中国的创新药在这15年中实现了从积累走向勃发。需要指出的是，在年之前，我国的药品审评审批制度与国家的创新驱动战略出现了脱节，即制度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的医药创新药发展，而年之后的改革就是要使监管制度和创新发展战略实现链接，推动中国创新药实现快速发展。
年，按照麦肯锡的评估，中国处于全球制药三个医药创新方阵中的第三方阵。全球第一方阵只有美国一家，欧洲、日本、以色列这些国家都是第二方阵。年，由于政策的效益、重大专项的积累，在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推动下，中国很快就进入到全球第二方阵。
年，我国在研药物项目数量对全球的贡献率达到了13.9%，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在新分子实体全球首发上市这个角度看，我国在年的全球占比为2%，年提升至的6%，提高了三倍，位列全球第三。
《证券日报》：中国创新药的含金量又如何？目前市场的声音是，当前中国的创新仍处于跟随式创新，实现引领式创新还需要时间。
宋瑞霖：中国创新药的贡献度提升，那含金量也是一样的。中国大概平均每年能批一至两个firstinclass的创新药，这个数值和日本处于同一水平。当然，全球创新药审批主要集中在美国，美国在为全球审批创新药物。我们必须承认跟美国对比时，差距是明显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创新药领域，不仅中国和美国差距明显，欧洲、日本与美国的差距也是明显的。
在当下阶段我们首先是和自己比，和周边国家比。在亚太地区，除去美国，中国创新药的表现是最亮眼的。美国的创新药发展是历史积累出来的，具有多重因素，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也让中国的医药创新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证券日报》：我国创新药发展面临的挑战在哪里？
宋瑞霖：每年美国FDA批准的三分之一药物是全球新或者说是新分子实体，而中国更多的还是跟随式创新。对于中国而言，需在做好跟随式创新的基础上，必须要杀出一条血路去，追求原始创新。
《证券日报》：原始创新风险在哪里？
宋瑞霖：原始创新的风险在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它的风险就是失败率高，但是没有失败又何谈成功？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其种族和欧美种族不一样，疾病谱也不一样。中国必须要为自己的老百姓健康需求做出努力，必须集聚基础研发能力，使得研发和临床需求紧密结合，才能满足、实现要追求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源头创新从来就不是大批量的，一定是头部科研机构中优秀的科学家所做。政策鼓励源头创新，但不可能所有的机构都做源头创新。我们希望能够脚踏实地的去做研发，这需要强化基础研究机构能力、开展全球合作，携手产业界共同实现目标。
《证券日报》：近两年来，PD-1成为创新药市场追逐的热点。站在当下，PD-1又成为批评药企研发扎推的一个“靶点”。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和现象？
宋瑞霖：国产PD-1上市的时间与国际相比差距是2年-3年，相比以前创新药在国内上市的速度，这已经从侧面证明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但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在新的靶点出现时，大家会一拥而上。
PD-1的赛道能容纳多少产品取决于市场的规模，这是一个边际效益递减的过程。投资人和研发机构需要理性的看待PD-1，并不是做了PD-1就代表创新。创新本身是手段，其目的是解决临床需求。当供过于求时，临床需求就会降低，创新研发就会走向你所追求目标的反面。
《证券日报》：随着技术的推进，AI+药物研发成为热点，您如何看待新技术的出现对药物研发的改变？是否能颠覆传统的医药研发路径？
宋瑞霖：AI+药物研发的出现是医药创新和时代的同步。AI技术、大数据分析是近来兴起的一个技术方法，其本身科技含量很高，能够帮助解决现实药物研发等科技研发中的效率问题。AI+医药技术的创新是一个正面案例，应当予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