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衣青，年，少年儿童出版社
年，留洋十四年的广东番禺人邝安堃学成归国，来到了歌舞升平的大上海。
这位手握法国巴黎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青年才俊，自医院争抢的对象。邝安堃经过一番考虑，最后选择了去震旦大学医学院执教，同时在医院担任内科、皮肤科、小儿科的主任。在之后的近60年里，时代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医院，此后从未跳过槽。
医院，在年由法租界公董局和天主教会创办。20世纪初，赴华传教的教会掀起一波办医高潮，上海的广慈、北京的协和、长沙的湘雅等均在此期间建立，它们拥有这片陈旧大陆上最顶尖的医疗水平，甚至在一个世纪后医院排行榜前列。跟常人想象不一样的是，这些掌医院并没有沦为列强侨民和民国权贵的专属，反而都拿出相当比例的资源来诊治穷人。
医院为例，医院开张不久便分别建设了供贫苦男性和女性治病的住院楼，并在后续不断增资扩建，仅年翻修就花费了34.5万银元。广慈全院张床位中，有张预留给贫民，「贫者出其膳费，从无因乏资而被拒绝者」。当时出诊的医生，包括邝安堃在内，都有一枚印有「Indigent」的小戳，遇到穷苦的病人，医生就会在单子上盖上此章，除膳宿费外，诊治化验等费均不再取。
但对于偌大的中国来说，民国并不甜蜜，医院像扔进黄浦江里的方糖，杯水车薪。在少数几个城市之外的广袤国土上，治病主要依靠饱含哲学的中医，西医只是遥远的名词，致命的传染病仍然在肆虐，国家级别的卫生体系更是无从谈起。根据国民政府在30年代做的统计，全国13种疫病的平均死亡率竟然高达23%。在江山飘摇的年代，如何让老百姓享受到优质且廉价的医疗服务，整个国家都没有答案。
年5月，陈毅的三野攻占上海，士兵睡满了南京路，住在租界洋房里的教授和名医们，很快就发现自己的顶头上司从法国人变成了南下干部。震旦大学在年被撤销肢解，邝安堃执教的医学院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合并组建上海二医大，医院也在不久后被接管。甚至院名也成为清理对象，医院一度被改名为「医院」，而医院后来也有了另一个大家熟悉的名字：瑞金。
医院被扫入历史垃圾桶，它们培养的大批医疗人才却留给了新中国。年，青年工人邱财康全身89%的面积烧伤，瑞金调集40位顶尖医生进行抢救，医院，十一月就在搀扶下走出来，震惊海内外医学界。在那个工人当家作主的年代，此事意义非凡，巴金就此写了万字的报告文学，执导87版《红楼梦》的王扶林拍了中国第一部纪实性电视剧，名字简单粗暴，叫做《党救活了他》。
此后瑞金的烧伤科名气越来越大，但邝安堃主持的内科也毫不逊色，并以弟子出众、根深叶茂著称。
邝安堃有五个得意门生：专攻血液病的王振义、专攻内分泌病的陈家伦和许曼音、专攻心脏病的龚兰生、专攻消化病的唐振铎，皆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王振义在年当选院士，于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家伦和许曼音后来结为夫妻，名气没有王振义大，但他们的儿子日后却大名鼎鼎，叫做陈竺。
年教育部恢复考研，王振义招了两名研究生，成绩第一的是老同学的儿子陈竺，第二名是一个叫陈赛娟的上海姑娘。陈竺在读书期间效仿父亲，把同学变成了自己的太太，夫妻双双搞科研，两人分别于年和年当选院士。陈家伦许曼音夫妇没有直接教陈竺，但他们培养出的宁光却于年当选院士。宁光跟他的老师一样，在医疗圈外名气也不大，但他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哥哥，就是曾任华润和中粮董事长的宁高宁。
年，86岁的老教授邝安堃与23岁的绍兴农村小保姆结婚，并在去世前将价值千万的遗产赠与少妻，引发长达十几年的官司。此事轰动上海滩。不过，医院的发展，瑞金始医院之列，这些成绩离不开邝安堃们栽培的满园桃李。
在瑞金如鲫的教授和名医之中，对整个医疗行业影响最大的，还数陈家伦和许曼音的儿子，日后的卫生部部长陈竺。
中国历代的杏林名医，都有心怀天下诊苦救弱的理想，医院时代，瑞金的医生就发现，光凭「慈善」无法解决穷人看病问题。到年，医院就不得不依靠法租界公董局每年几十万银元的输血才能维持。如何让老百姓看得好病和看得起病，只能给穷人减免诊金的邝安堃们没有能力去解决，大半个世纪之后，他得意门生的儿子执掌13亿人的医疗保障体系，将这种探索继续下去。
年6月底，陈竺接任卫生部部长，前任部长高强转任副部，此时的中国新医改方案已经筹划近一年。陈竺上任后的第十天，原国家药监局长郑筱萸被枪决，医改开始向深水区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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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卫生运动，宣传海报，年
年，安徽凤阳的武店公社有个赤脚医生叫做王善生，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上下闹饥荒，武店公社也有许多人患有浮肿、闭经和子宫下垂。
公社干部找王善生来给大伙儿瞧病，他看了看社员的情况，说治不了，因为「少了一味药。」公社干部忙问是哪儿味药，王善生说：「粮食。」
这个故事精确折射了改开前的中国医疗体系的困境。年之前的中国医疗系统，最大的创新在于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以革命的热忱消除四害推广疫苗，以此控制了天花、疟疾、血吸虫病等疫病。但在此期间建立的两套体系：城镇公费医疗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却受制于积弱的经济，处于「有体系无能力，有免费无医疗」的状态，尤其是广大农村，大病重病要么中医要么等死。
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医疗体系也跟随潮流开展了改革，偷懒般地效仿其他行业的改革方式，百姓当时有个说法是：给政策不给钞票，找市场不找市长。
年元旦，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直言不讳地说：「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此后政府直接投入比例逐年减少，年，更是提出了「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口号。
从此，医院要搞创收，这事成了潘多拉魔盒，日后不可遏制的医疗行业变化，大部分都是源于此时。
这个时期的卫生管理工作也是一塌糊涂。年，郑筱萸出任药管局局长（后来改为药监局），新药审批进入长期的混乱阶段。年后，中央先是查处了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郝和平牵出了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曹文庄又咬出了局长郑筱萸，一个萝卜带出一个窝案。
在那个乱象频生的时代，甚至有传言，王林在那个时候，参与「治疗」了不少部里的老干部。
年以后，政府对医疗费用支出更为谨慎，「以药养医」和「科室承包」均在这个时候诞生，到90年代后，大型医疗器械成为创收的新工具，城乡居民看病成本飙升，因病返贫现象大幅增加。到了年，个人支付部分占医疗总费用的比例居然逼近60%。
也正是在这一年，江苏宿迁迎一拨医改的新风：医院。
操刀此事的是时任宿迁市委书记的仇和。从年开始，在这位明星人物的主导下，宿迁市政府完全退出医疗领域，将宿迁10医院和个乡镇公立卫生院全部卖掉，使宿迁这个万人口的地级市，成为国内医院的地方，仇和这套做法被总结为「宿迁模式」，全国学者官员纷纷赶赴宿迁调研取经，并对此形成泾渭分明的两派。
一派是以海归教授李玲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派」。她调研归来后发表长篇报告，认为宿迁的一把梭卖光模式问题重重，让已经不堪重负的老百姓雪上加霜；另一派是「市场机制派」，人多势众，例如经济学家周其仁，其在媒体上与李玲展开了唇枪舌战，一边逐条反驳李玲的观点，一边「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这位剑及履及的改革人物（仇和）的拜服」。当时，推崇西方模式的经济学家圈，基本站在这一边。
但无论周其仁对「市场机制」如何赞誉，政府缺位的年前后，却是中国老百姓看病痛苦指数最高的阶段：个人医疗费用比例历史最高，大多数民众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医患问题积弊如山。年，突如其来的「非典」又让中国医疗基础设施的薄弱暴露无遗。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具报告，毫不留情面地给予了打脸式的评价：「中国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
甚至被广泛赞誉的「宿迁模式」，结局也充满讽刺。医院十年之后，宿迁医院水平提升缓慢，诊治能力收缩到水平较低但稳赚不赔的常见病多发病，大病如食道癌手术「以前一年能做60台，现在只能做20台」，医院数量更是远落后于周边地市。政府筹划向上市公司金陵药业买回当年医院，报价超过10亿，仍然被拒绝，不得不在年掏近20医院。
年换上的新领导看到如此医疗乱局，感觉自己来晚了。于是国务院开始筹划新一轮的医改。在其他领域推行「国进民退」的新政府，自然不会给「市场机制派」任何机会。李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央。年9月，医改协调小组在京成立，新一轮医改正式启动；年6月，陈竺接任卫生部长，主导具体方案的制定和协调。
在上任之前，陈竺与中国科学院同事话别，期间谈起他的新角色，他坦言：「确实压力很大，自己会慎重慎重再慎重。」不过他上任后主导的医改方案设计，却放开手脚颇具新意：既在舆论上启动全民讨论，又向全球广泛征集方案。最后，国研中心、北大、复旦、世界银行、麦肯锡和WHO等机构向医改小组提供了8套方案，经过反复修改和领导拍板，年11月，医改方案向全民发布征集意见，并在第二年3月正式定稿。
医疗大变革的年代由此到来，政策和资金源源不断涌入医疗行业。比如，针对看病贵的问题，新医改推动三大医保覆盖全国，总参保人数从年的2亿飙升至年的13亿。在陈竺接手卫生部的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只有不到1.2万亿，到他卸任的年，已经达到了3.2万亿，而其中个人支出比例在不断下降，年已降低到30%以下，相对世纪之初直接折半。
再如，针对弊病丛生的「以药养医」，卫生部于年发布基本药物制度。具体是国家给一个能够满足大部分需求的基本药物目录，各省根据自己情况适当增补。然后每个省按品种来招标，让一群药企自己杀价，然后用套打分体系选一个中标，集中生产直接配送，减少中间环节。医院的药品加成制度，进价多少，卖价也得是多少，斩断了回扣的源头。
但东墙拆来西墙补，按下葫芦浮起瓢。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带来更多问题的诞生。比如基本药物制度的出发点不错，但却又带来了药品质量下降、药品种类太少，回扣绕道重现等问题。另如，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收入大幅下滑，但相应资金缺口应该由财政补贴和诊费提价来弥补，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不到位，导致医生收入出现停滞，进而造成医疗人才的流失。
对于医疗服务来说，廉价、便利、高水平，组成一个不可能三角，因此医改政策天然地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只能聚焦于主要矛盾，放弃次要矛盾，用俗话来说就是「顾头不顾腚」，例如：顾得了价格顾不了质量、顾得了病人顾不了医生、顾得了公立顾不了民营、顾得了短期顾不了长期。
但平心而论，06年开始启动的新医改，尤其是覆盖95%国民的全面医保制度，相当大程度上解决了从80年代开始积累下来的诸多问题。讽刺的是，在媒体上很少能看到表扬声音，医院和医生甚至成为政治不正确。对中国医疗体系满意度最高的，反而是体验过国内和国外两种不同医疗体系的留学生群体，以及在国外遭遇「看病难」的李冰冰们。
年，新医改的第一阶段结束，全民医保体系和基本药物制度的框架搭建完毕，医改进入更为深入的第二阶段。年3月陈竺卸任部长，从部级干部变成副国级的领导人。临近离职，有一名相熟的医界前辈问他，「医改像不像在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陈竺摇摇头说医改不是战争，前辈问为什么，这位科学家回答道：「因为战争总有结束的那天。」
他的话并没有错，刚刚获得一些成绩的中国医改，马上就会面临两个更严重和更长期的问题：一个是医保缺钱，医院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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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义》，李路/周梅森，年
广东台山人邝安堃有五大弟子，福建莆田人陈德良有四大门徒。前者专注发论文，后者专注发大财。在闷声低调地数了几十年钱后，善用百度的莆田系遇到了爱玩知乎的魏则西，这门生意才真正地大白于天下。但莆田对中国医疗的荼毒，医院体系，诊疗量是民营体系8医院体系，却被另一个福建地级市给深刻搅动，这个地方叫三明。
中国式医改有个很有意思的特色，就是以地方上作为医改试验田，总结出带有强烈领导个人色彩的「xx模式」，模式里被认为可行的举措，进入到高层视野并向全国推广，主导的官员大多能得到重用。「宿迁模式」的仇和，「神木模式」的郭宝成，「安徽模式」的孙志刚和李斌等均属此类。最新来趟这条路的，是「三明模式」的詹积富。
三明地处福建省中西部山区，是一个老工业城市，未富先老特征明显，城镇职工赡养比年为2.06:1，到年更是降为1.71:1，而全国年还在3.04:1的水平上。因此，三明之所以成为近年来医改最重要的试验田，基于一个冷峻的现实：三明老龄化比全国提前十年左右，三明的困境就是十年后中国的困境。于是，此地医改的意义因此被骤然拔高。
年中央启动新医改之时，三明的医保基金就已经严重穿底，年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不抵支1.44亿元，年扩大到2.08亿元，医保体系已经实质性破产。中央出台的各种医改制度和方案，包括筹钱的扩大医保范围和省钱的基本药物制度，对于三明来说仍嫌太慢太迟太温柔，他们需要的不是文火慢熬的良方，而是一剂能够紧急保命的猛药。
年8月，出身三明山区的詹积富从省城回到故乡，担任三明市副市长，主管医改。借助全国性的医改浪潮，三明市以每个月出台一个文件的速度，开启了「三明模式」。到年，三明一共出台了90多份文件，给出的概念、名词、模式眼花缭乱，但其核心只有一条：在卫生部的基本药物制度的基础上，「二次议价」，继续压低药品价格，并在流通环节采用「两票制」，细抠环节上的其他费用。
此举效果显著。年三明的医保基金尚且「收不抵支」2个多亿，到了年已经做平，药价的下降居功至伟：年药费9个亿，年药费只有7.5亿，省了1.5亿出来，年在此基础上又省了2个亿，下降到5.7亿。药费占医疗费用的总比例，由年47%下降到年的28%，远低于福建全省40%的水平。
数据如此靓丽，三明一战成名。年底，首先来三明调研的不是卫计委官员，而是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从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三明模式」的最大受益者。此后三明医改先后4次登上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并在年初直接向深改组汇报，其核心内容如两票制，三保合一等陆续被加入到新医改的全国政策序列之中，迅速推往全国。
动作神速的背后，是医保资金的全国性紧张。在经过～年的高速覆盖后，医保的支出增速开始超过收入增速，结余率从高峰时的30%下降到年的14%，部分地区如三明市甚至出现了亏空。要知道，现在尚处于x年，人口老龄化结构在未来20年只会更加恶化，此时医保资金就已经捉襟见肘，未来更加不敢想象。在这种紧迫之下，尚未被更充分证明的「三明模式」被火线提拔，推向全国。
理解了这层背景，很多看似独立的事情就可以被串起来。例如，在今年12月，一些良心医生发动对莎普爱思等「神药」的批判。这种触及多方利益的揭黑却迅速得到了主管部门的回应，国家药监局、地方药监局、央视、人日等一起上阵助威，「神药」们（大部分为辅助用药）迅速成为过街老鼠。
此事的大背景就是以三明模式为核心的第二阶段医改，已经把刀举向了花钱不怎么治病的辅助用药。例如，此次被揭露出来的某个「神药」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年高居三明市药品销量第一位，「三明模式」实行后，年的用量减少了九成多，销量连前20都没有进去。在打击神药这个问题上，医疗部门和舆论媒体利益达成一致，相互助攻了一把，但在其他领域，情况就远没有如此和谐美好了。
从年开始，医院开始迎来一波接一波的医保控费浪潮，进口药品和高级耗材纷纷被限制，连手术缝合线都被严格管控。医院出现奇特的现象：月初来开药的人排成长队，月末人却少了很多。医院每个月的医保报销额度是规定好的，医院自己承担，医院用扣医生奖金的方式来避免超标，所以一旦额度用完，医生连药都不敢开。有人调侃道：生病也得挑日子，最好在年初，实在不行也得在月初。
人口结构是问题的核心，即使没有三明，也会有四明五明。面对压力越来越大的养老和医保压力，中国其实还有两道防火墙，一道是国企资产，另一道是居民储蓄。前者是共和国的家底，牵扯更多利益，动起来难上加难；后者是老百姓的养老和活命钱，但这些储蓄的相当一部分却在年被拉去帮房产商去杠杆，在去库存运动中变成了水泥钢筋。
这种困局远非医疗主管单位能解决，腾挪空间实在有限。除了鼓励居民购买各类商业保险之外，就只能在继续在「省钱」上做文章了。在严厉控费下，药品种类收缩和质量下降不可避免，比如用低价的仿制药替代进口的原研药，用国产耗材替代进口耗材。这里面微妙的地方在于，治疗效果是个长期的问题，需要进行长时间的跟踪和对比才能发觉，但经费节省却是短期的成果，立竿见影。
德语中有一个词儿，「ersatz」，意为食物替代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的财富物资都被用去打仗，加上英国皇家海军切断了德国的海上供应，德国本土陷入了严重的食品短缺。在这种情况，德国政府发挥创新精神，发明了一大堆ersatzfood，比如用玉米和马铃薯制成「鸡蛋」，用菠菜、马铃薯、坚果做成「牛排」，用橡果加煤焦油调成「咖啡」，并在全国各地开展推介会，向德国人民推广这些替代食品。
这种食品看起来是真的，吃起来也像是真的，短时间内也不会引发营养不良，但终究不是真正的食品。当然，ersatzfood的原材料至少还是食物。如果，是作为药的替代品呢？每当看到某些冠以「药品」名称，但不做临床试验的「治疗方案」就在不由得想：假如一战继续打下去，食品继续短缺，德国人开始把做面包的面粉换成观音土，德国人民还能吃的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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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劫》，王竞/谢晓东/周荣扬，年
广大人民群众对医保的捉襟见肘口诛笔伐，但对于另外一个长期困局：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当医生这个问题，却积极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今年年初，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公布了一项研究：～这10年中，中国有万医学生毕业，而医生总数只增加75万。且医生群体年龄结构问题值得北京治疗白癜风到底需要多少钱贵州白癜风
